历史上，黄河屡屡泛滥、决溢、改道，给流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金代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黄河决徙颇为频繁。《金史·河渠志》载，黄河“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因此，保障黄河安澜成为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纵观整个金朝历史，统治者为治理河患、稳定社会生产秩序曾做出一定的努力。

金朝政府将河防工作视为“国家之重事”，相关议题的决策常可见到皇帝的身影。金朝中央于卫州（今河南辉县）设置分治监，“专规措黄、沁河”。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朝廷专门颁布《河防令》，这是我国现知第一部国家防洪法规。同时，金朝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庞大的治黄管理机构。如黄河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设散巡河官一员。”此外，治河官员奖惩制度也逐步得到完善。如对各类巡河官的考察与奖惩规定，“到任一年，委提刑司体察，若不称职，即日罢之。如守御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满，从本监及提刑司保申，量与升除。”

受财力限制，金朝在长期治河实践中主要采取以防患为主的做法。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河决李固渡（在今河南滑县境），朝廷商议堵决口时，金朝宗室、河南统军使宗叙就直接指出，沿河各地一旦兴师动众治理黄河会使人心动摇，而且担心宋军乘机挑起边衅，使金朝造成腹背受敌的困境。朝廷最终选择了于李固渡“南筑堤以防决溢”的主张。

金朝政府曾希冀在解决河患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舒缓民力。大定年间，国史院编修官高霖建言，于黄河“河堤广树榆柳，数年之后，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渐省”，被金廷采纳。广树榆柳有助于改善沿河环境，同时便于就地取材、修整堤坝，而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还在于可以使“民力渐省”。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尚书省建议，工程开始前要“先量负土远近，增筑高卑，定功立限”，使人们提前知晓，“无令增加力役”。

总体来看，金朝治河成效不大，之所以打了折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朝廷缺乏长远的治水规划，没有居安思危的防洪措施。每遇洪水往往临阵磨枪，致使沿河百姓“多困乏逃移”，对政府失去信心。水退，则无人过问防水之事，陶醉于一时安乐。由于仅仅满足与对黄河决口的小修小补，黄河因此泛滥成为常态。这种做法无疑加重了沿河百姓的负担，给社会稳定、国计民生带来极大隐患。

其次，沿河府、州、县地方官吏对防洪设施的维护漠不关心。大灾临头，救灾官吏甚至不为百姓生命财产着想，只顾争功邀赏。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卫州挑堤，户部侍郎王寂赴卫州，对百姓见死不救。为此，黄河两岸大批农民厌倦，甚至逃避防河差役。这正反映了百姓对朝廷消极抗灾政策的一种反抗。百姓对朝廷逐渐丧失信心，正是灾情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再次，监督者遇事推诿，缺乏担当。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御史台尖锐地指出：“自来沿河京、府、州、县官坐视管内河防缺壤，特不介意。”由于巡河官吏思想涣散，因而“令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皆于名衔管勾河防事”，并规定具体赏罚措施。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曹州决口，巡官不报。章宗皇帝无奈地说，“比闻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报文字如此稽滞。水事最急，功不可缓，稍缓时倾，则难固护矣。”官吏选用不能任事之人，自然不利于治河。

黄河以博大的胸怀养育着沿岸人民、滋润着流域大地。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顺应黄河流域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的期望，让黄河给沿岸及广大人民带来的文明与物质滋养不断延续下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不仅需要在今天科技发展和认知水平的前提下，加强整体规划、科学决策，而且需要从历史长河中反思教训、汲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