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黄河流域尤显其永恒魅力。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浩瀚星空中都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2022年9月，中国考古界传来重磅消息：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发布开封北宋州桥遗址最新考古成果。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重现天日，千年前的“神马都是浮云”惊艳亮相。与此同时，州桥东侧河神庙基址旁发现的三尊鎏金铜造像也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一尊金龙四大王6条手臂，怒目圆睁，牙关紧咬，正襟危坐，颇具气势。

根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说法，州桥遗址内的河神庙已经和周边的民房一起被明末的大洪水冲毁了。

不过，庙宇既毁，文物仍存。河神祭祀源远流长的遗迹至今犹见。在很大程度上，黄河流域广阔的空间以其深厚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积累和传承了丰富的集体记忆，河神祭祀作为其中一种记忆，所蕴含的文化力量留存长久。考察黄河河神祭祀源流的演变，对于当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嘉应观

从人到神——黄河大王的由来

关于黄河河神的演变，有着复杂的过程。

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让先民们捉摸不定，自古以来，国人在黄河面前都有种自发的敬畏。所谓“黄河之神”，也就成为中国古代被崇拜较早、最具影响的自然神。对黄河河神的祭祀，历朝历代都不曾间断过。《史记·封禅书》曰：“及秦共天下，令调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调临晋。”《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河渎封灵源公。”《宋志·礼志八》记载：“仁宗康定元年，诏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十一年加封河渎神号灵源神佑宏济王。”从这些史料可见，河神的封号越来越长，地位也不断提升。

据《庄子》《楚辞》《山海经》等书，最早的黄河河神为河伯，其名冯夷，或冰夷，或无夷，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相传大禹治水时，遇到很大的技术难题。河伯与洛水水神联合提出治水方略，河伯献出了“河图”，洛水水神献出了“洛书”，为大禹成功治水助了一臂之力。与河伯几乎并行存在，大禹也是被广泛奉祭的另一位黄河水神。

明清以后，黄河河神的形象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在沿河居民、渔夫、船工、治河官员与河工中，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者转变的“黄河大王”。《敕封大王将军纪略》（清人朱寿镛著，河督李鹤年作序）中共记述了6位大王和64位将军。其中“大王”主要有金龙四大王（宋代谢绪）、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明代汶上老人白英）、黄大王（清代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清代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清代河道总督栗毓美），“将军”则主要有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王将军、党将军等。

所谓“大王”，或由河道总督一类的官员演化而来，或是民间传说的具有某些“超能力”的天才人物转化而来。而“将军”，则大半为下层河官、河兵或平民，生前忠于职守，死后被人们怀念，逐渐又赋予神的功能。

这里面被广为祭祀、地位最高、最早受到敕封的当属金龙四大王。此人姓谢名绪，南宋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人，排行第四，明代开始即被尊为河神。南宋灭亡，谢绪叹息说，活着不能报效朝廷，吃元朝的俸禄是种耻辱，便写了一首诗《烬余录》。写完，整衣北拜，慷慨赴水殉国，在下溪湾投苕溪自尽。人们崇敬他高尚的气节和情操，将其葬于金龙山麓，在溪北塑像立庙。传说明太祖征战于吕梁洪时，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黄河之神，立庙黄河之上。之后，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官方加封。明隆庆年间，追谥谢绪为“金龙四大王”。清顺治三年（1646年）敕封显佑通济之神，后来，其封号遂累积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酞溥靖德庇锡祜溥佑金龙四大王”，这49字的长长封号，竟远远超出了至圣先师孔子的封号，彰显了他从官方到民间的崇高地位。

从人到神，神灵的人格化、世俗化是民间信仰推波助澜，进而广泛深入地融入民众生活的重要途径。历代黄河治理的参与者，主要是广大百姓，民众祭祀河神，这些神祇由抽象到具象，从自然物象向人的形象的转变，尤其是黄河河神或为显赫一时治河重臣，或为当地恪尽职守的普通人物，可亲可近，可感可知，转变为神灵之后更是护佑于世俗大众身边。

民间认为，这些“大王”与“将军”的化身是一种水蛇。《中国的水神》一书中说：“大王、将军都是蛇，正确一点说，法身都是蛇形。蛇也是像平常的蛇；但蛇身是金色的，蛇头是方形的。这些蛇被堤工和船户们发现了，他们说，这是什么大王，什么将军。官便虔备一只盘子，由庙祝按大王、将军的名号祝这些蛇登盘子了。祝的是黄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栗大王；祝的是栗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王将军。”

在今人徐福龄的《河防笔谈》中，就记录了这些 “大王”与“将军”的化身。“蛇有大小，封号不同，分为‘大王’和‘将军’。‘大王’比‘将军’ 地位高，但形体很小，长10厘米左右。不同的大王有不同色彩的花纹，可在‘大王谱’中来识别。将军的化身是粗而长的水蛇，长50—80 厘米。过去堵口时，凡出现了小水蛇，都认为是大王降临，必须焚香祈祷并演戏祝贺，因为大王出来，是堵口成功的预兆。若堵口时出现了将军，即被认为是堵口失败的不祥之兆。所谓大王、将军，不过是些愚昧无知的迷信。但过去堵口时出现了细短水蛇，即所谓的大王，确有把口堵住的；出现了粗大的蛇即所谓的将军，就易失败。过去这一直是个谜。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作用，另一方面是堵口的成败与口门处河床的土质的好坏有关。小的水蛇体形小，可能生长在比较坚实的土层里，大王出现了，说明口到了好的土层，不易跑埽，可以一鼓作气把口门堵合。而体形大的水蛇，可能生长在土质疏松的土层里，口门出现了将军，说明口门到了沙土层，易于跑埽。再加上迷信的作用首先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一种不祥之感，群众失去了信心，堵口就容易失败。这个臆断是否对，只有请动物学家来解释。”

对于河神的祭祀，是一个繁复的仪式。黄河决口，堵口开工及堵复成功，需要祭拜河神；黄河堤坝修筑，河神不能缺席。尤其是黄河伏秋大汛过后，重要险工坝段和黄河流域重要城镇，还要组织“安澜戏”等一系列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供奉“大王”神位，感恩河神庇佑，黄河安澜。供品、香火、乐器，叩头、祷告、祈福，场面隆重，格式固定，洋洋大观。

北宋州桥遗址发现的三尊鎏金铜造像

安澜有庆——雍正皇帝的河神庙

曾上过央视的《国家宝藏》栏目的河南武陟县的“嘉应观御制蛟龙碑”，有何奇特之处？竟能在文物大省的河南，“独一份”地跃上国家传媒舞台？

先说安置蛟龙碑的碑亭。其亭双檐攒尖顶，金黄色琉璃瓦覆顶，上层圆形，下层六边形，含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乍一看，活脱脱形似清朝皇帝的皇冠，庄严而富丽堂皇。碑亭柱上有这样一句话：“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道出了黄河与江山的关联。这块碑高4.3米，宽0.95米，厚0.24米，碑头有3条青龙，环绕着“御制”两个篆字。全碑共有24条龙，象征24个节气，底座为独角兽。有意思的是，这个铜碑却不是一个纯铜碑。在碑身的开裂处，可以清晰地看到，铜碑的里面竟然有一个铁胎。众所周知，铜和铁的熔点、凝固点和膨胀系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如何做成这种铜面铁胎的巨型大碑，即使在今天，仍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最为重要的是，这块清朝雍正皇帝亲自撰文书丹的铜碑，真实记录了康熙至雍正年间治理黄河水患的场景。武陟位于黄河左岸，是黄河中下游接合部、黄河悬河的起点。同时，沁河在武陟汇入黄河。沁河是黄河重要支流之一，历史上决口泛滥频繁，素有“小黄河”之称，且同样是一条地上悬河。每到汛期，大水汹涌而至，沁河入黄口一带，成为黄河著名的险工段。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到清雍正元年（1723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在武陟秦厂、詹店、马营、魏庄4次决口，洪水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危害华北，成为清王朝心腹之患。清政府集中大量财力人力与黄河对抗，其间，国库曾一度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朝廷急令周边各省将应上解京城的白银和粮食直接运送到武陟。在国库倾力支持下，雍正元年秋汛前，9千米长的巍巍黄河大坝终于修筑起来。堵口成功后，雍正帝敕命于堵口处建造龙王庙。清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初二日，皇帝御笔亲书碑文刻于庙内铜碑，内称：“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庙”。

“朕抚临寰宇，夙夜孜孜，以经国安人为念”，蛟龙碑碑文上，雍正记述着对黄河的深切情感。传说，就在嘉应观建成后，黄河水澄清1000余千米，持续了20多天。雍正皇帝感召大德，颁布“圣世河清普天同庆谕”，派大臣亲临嘉应观祭祀河神，在嘉应观中另一座“水清碑”上，这件事被刻碑纪念，不过，“报祥瑞”是历代的一种传统，当不得真。

在御制蛟龙碑之后，就是规模蔚为壮观的嘉应观，又称淮黄诸河龙王庙，建筑布局严整，是黄河沿岸所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河神庙，现存古建筑249间。嘉应观的具体修造由河南总督田文镜具体负责，庙成之后，主奉金龙四大王，雍正帝赐额“嘉应观”。其中主殿面阔7间，周匝回廊，重檐歇山顶，覆孔雀蓝琉璃瓦，殿内高悬乾隆帝御制“洽德敷仁”匾额。值得注意的是，嘉应观建筑群东路为河台衙署与道台衙署，西路为东河总督的驻地之一。这种集宫、庙、衙署为一体的布局，使嘉应观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集宗教与行政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嘉应观大殿内所悬乾隆帝御制“洽德敷仁”匾额

嘉应观的修建，在武陟当地还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即雍正帝为感谢他的皇叔牛钮而修建。传说是这样的：顺治帝与宫女巴氏相爱，生下牛钮，想立他做太子，将来当皇帝。可孝庄太后以“子以母贵”为由，让三阿哥玄烨做了太子。顺治帝愤懑出家，6岁的玄烨做了皇帝，牛钮母子从此浪迹天涯。按清廷规矩，皇子一旦出宫就视为夭折。牛钮与母亲流落黄河沿岸，历受黄河决堤之危害，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以后，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为了苦难的黎民百姓，60岁出头的牛钮硬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只身进宫请旨堵口。当时，康熙帝已是老病在身，18个皇子又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康熙帝经过深思熟虑，来了个借腿搓麻绳儿，将治黄之责和选人之任两件大事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牛钮。牛钮不负重托，带着四阿哥和十四阿哥风尘仆仆到了黄河岸边，一边监督治河工程，一边观察两位阿哥的表现。他发现四阿哥踏实，十四阿哥浮漂。回到北京后，牛钮力排众议，推荐堵口有功的四阿哥胤祯当皇帝。雍正帝为了感谢皇叔牛钮，为出家的皇叔牛钮修建了故宫形制的嘉应观，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清廷已经承认了他这位“在野皇帝”。牛钮这位有着清廷血统的人，当之无愧地也就成了嘉应观的首任住持。

在《豫河志》《清史稿·诸王传》等史料中，是有牛钮此人的记载。不过，传说的流行原因复杂，嘉应观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央政权对黄河的重视程度。

关于河渎庙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北宋之后，关于河渎庙的记载逐渐增多，河渎神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为其置庙、封号，地位大大提高。究其原因，北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黄河决口、决溢等水患问题频发，对漕运危害极大。明清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在江苏淮安清江浦交汇，黄河水经常倒灌进淮河、运河，导致堤坝溃决，使得漕运中断。而运河漕运是明清王朝的重要生命线，当时每年约有400万石漕粮经运河从江南运往京师，供给文武官员以及军民食用，漕运一旦中断，京师就会陷入恐慌，严重影响政治稳定。此外，在清帝看来，治河救民对于稳固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帝屡屡讲道：“河防之事，甚属紧要，关系民生之休戚，田庐之存没”，“河道屡年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黄河的水患问题对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康雍乾时期，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陆续创立，是最高统治者“事神治人”理念在精神生活与公共空间中的具体展现，以期国家风调雨顺、人物康阜。

不独雍正帝，乾隆帝在这方面也用力尤勤。他曾多次派人探寻河源，“告祭河神”。不仅命人修撰《河源纪略》一书，还留《黄河源图》一幅于书案，时常御览，并钤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3枚御玺。清入关之初即将河神祭祀纳入国家正祀并不断强化的做法，既有治理水患之需要,还有利用河神信仰这一象征符号克服阶级与民族差异、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考虑，以示对河神的感恩和崇仰，期望求得庇佑，国泰民安。

中国治水史上，黄河有着特殊的地位，所谓“国家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清初，康熙皇帝曾在乾清宫的柱子上写下6个字：三藩、漕运、河务，把这3件事当成生死攸关、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乾隆时期，“江南三大政”河、漕、盐，河务居第一，河务联系国运。考诸史实,一般发生较大规模的决口，清帝会在口门堵筑之后奖掖河官，还派人到河神庙致祭。回望历史，黄河为害严重的时候，往往是在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候；而大规模的治河，都是在全国统一、国家繁荣稳定的时候。如西汉末到东汉初，连年战乱，堤防失修，导致黄河泛滥，数十州县遭洪水淹没。东汉统一之后，黄河问题才得以解决。探寻嘉应观的建造史，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英雄崇拜——“国家之福，河神之佑”

在“栗大王”栗毓美曾经供职的河南省西华县，流传着不少“栗大王”的传说，多为其治河保民、为民请命的演绎。在《西华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西华县突遭洪水侵袭，水势汹涌，迅逼城垣。时任西华知县的栗毓美下令固封四城门，亲自率众登城防汛，但水陡涨，三日水升齐城，满城号啕，恐慌万状。栗毓美观此情景，焦急万分，于东门城楼叩拜祈求神灵：“西华城池乃弹丸之地，下官治下，农耕于野，商贾于市，连年升平，无越国法人情。纵有不规之处，应责县令，与百姓无关。如欲惩罚，吾一人承当，乞恕众生，虽死无怨。”祝毕，将乌纱帽摘下掷于水中，帽在原处旋转，虽水流湍急而不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栗毓美回顾众人，说了一句“此天意也！”就纵身跳入水中。这一跳不打紧，洪水竟然骤然回落。过了一会儿，水完全退尽，大家遍寻栗毓美尸体无着，只见其帽中盘卧一铁青色七寸小蛇，引颈举首向人示意。众人醒悟，谓栗功德感动于天，成为水神大王，遂供拜。此后，西华人在县城东门外建栗大王庙，庙甚雄伟，前有戏楼，正对后殿，每逢祭祀、演戏，蛇辄出现，盘卧供桌盘内，不惧不行，朝拜者甚众，信奉益笃。

这当然是传说，不过，传说背后有深刻的内涵，百年来民众纪念栗毓美等人，制造传说，列为大王，广为祭祀，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曲折地反映生活。传说中，栗毓美将官帽投入河中以镇水患，其实是对他独创的“抛砖筑坝”技术的反映，其以身殉河的情节则是对他为治河而以身殉职的舍生精神的写照。

栗毓美（1778—1840年），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以拔贡考授知县，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其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病逝任上，任河督虽仅5年，但治绩卓著，他创立的抛砖筑坝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光绪五年，加封其为“诚孚普济灵惠显佑威显栗大王”。

金龙四大王、黄大王、朱大王、栗大王肖像

《清史稿》评价：“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有趣的是，作为后世同僚，清末大臣陈夔龙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河南巡抚，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经记叙了他在巡抚任上所见诸“大王”的情形：“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将军庙一，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寸许，遍体着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越三日始去。后巡视南北各要工，金龙四大王、朱大王均到。”其中，关于栗毓美，他这样说：“余回省后，时值乡试届期，入闱监临，夜中不寐，偶思栗大王尚未见过，不识有一面之缘否，讵至诚竟感神。日，内帘值役之老兵禀报：栗大王已在闱中第几房之窗下。当即率同提调、监试两道，齐集至公堂，派员入内帘，用彩盘资出，安坐堂上，焚香行礼。并用余所乘大轿全副彩仗，启门舁往大王庙中，供祀如礼。”

其实，在明清笔记中，有大量关于河神祭祀的记载。栗毓美成为黄河河神，就属于典型的治河英雄式崇拜。据统计，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3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两位河督：朱之锡（朱大王）、栗毓美（栗大王）。可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治河功高，谁尸位素餐，一目了然。栗毓美在河督任上的功绩，借由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传唱百年。栗大王是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敕封的最后一位河神，可见栗毓美治河贡献之大，事迹感人之深。

黄河的最后一次大改道是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之后几十年间，围绕堵复决口挽黄河回归淮徐故道，还是维持现状，筑堤形成新河，也就是黄河到底是北流还是南流，朝堂之上争论不休。

终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又在郑州下汛十堡东决口。这次决口，是清代最大的一次黄河决口。经过艰辛堵复，史称“郑州大工”的这次堵口，共花费白银约1200万两，约占当时朝廷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终获成功。

郑工合龙处碑   

从此，黄河北流成为惯常，黄河南流成为历史，当代黄河下游格局形成由此而来。

当时负责堵口的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在口门处立了一块碑，名曰：郑工合龙处碑。吴大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家，亲自撰写碑文。因兼具历史、科技与艺术价值，这块后来成为黄河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三绝碑”，用详细的笔墨罗列了事件前因后果之后，浓墨重彩地写下——国家之福，河神之佑，臣何力之有。河神，又是河神！抚摸碑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