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河源出满城区一亩泉村（今属保定市竞秀区），《水经注》称其为沈水，明代，保定路改名保定府后称府河，它是河北省保定市的母亲河，是清代至民国期间津保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清代，为保障府河水路通畅，历任直隶总督多注重府河修浚，李鸿章就是其中一位。

上游淤塞 下游争水

清乾隆九年（1744年），吏部尚书刘于义、直隶总督高斌共同提出在唐河修建水利工程，实施“引唐济府”，修建刘守庙闸、下闸、莲花闸、马庄闸、李庄闸5座水闸，积水以利航运。乾隆十七年（1752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发现申泉并组织疏浚一亩泉群，在灵雨寺建闸调蓄水流等措施，以保证府河水流的畅达与稳定。天津至保定水运航线的常年畅通，极大加强了津保之间的商贸物资交流，促进了省城保定的城市发展。

道光年间以后，随着府河上游泉源的逐渐淤塞，沿河民众开始极尽所能地争夺微薄的水源。上游满城一带民众，采取筑坝的方式，拦截水流以浇灌农田。下游商户为保障货船在局部河段能顺利通航，“或十里或数十里筑坝蓄水，节节倒送”。重载货船无法航行时，则需将货物分卸到小船再运至岸上。另外，借水兴利的商户要行船过闸，亦常遭闸夫的层层勒索。水源枯竭衍生的各种争水措施，使得河道千疮百孔，愈加阻滞不堪。

溉运兼资 惠及百姓

清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李鸿章赴任直隶总督。看到“疾病缠身”的府河，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自省城保定直达天津的通衢水道，岂能任由府河淤塞而不去治理？府河西高东低，诸多河段淤积不堪，部分河段蓄水量甚至仅七八寸，难以支撑重载货船的通航。他随即派员对上至满城一亩泉，下至任丘苟各庄清河口的河段，进行逐一查勘。

李鸿章认为，要治理府河，就要开源与节流并举，即疏浚泉源，增加府河水量的同时多建水闸，从而达到节流的目的。综合众议，他听取了清河道道员陈鼐的建议，采取“上游主掘泉源，佐之以建闸；下游主建闸，佐之以浚河”的策略。他还派候补直隶州知州朱靖旬、候补同知沈燮同等，负责招募民夫、购买工料并率众于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十九日开工。

疏浚治理分三步实施。首先，开凿、疏通府河上游的一亩、申泉、五花、红花、连宝等泉，使得泉源通畅。其次，修治河道，尤其是深挖上游四十余里的淤积河段，保证河道具备正常通航水深，并兴建奇村、响闸、蛮子营三座石闸。最后，在府河下游另建莲花桥、新桥、扇马庙、清河村四座石闸，并挑挖广福河、清河口等河段，使水流在闸与闸间节节停蓄。

新建的七座石闸，高、宽均采用统一标准，底部以成排的木桩钉入地下，上以石灰和土填垫坚实，再用条石铺平，作为闸座的基础，闸石之间灌浆勾缝、铁锭勾紧，闸石之后用三合土层层夯实。闸板整齐坚厚。自西关灵雨寺至任丘苟各庄清河口，府河蓄水水深达到七八尺至丈余不等，足以承载商船通航。

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二十九日，全部工程竣工，共花费白银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余两。经清河道道员陈鼐和候补道道员刘树堂先后对泉源、水闸及河道逐一勘验，并无敷衍塞责、偷工减料之处。泉源喷涌、河道通畅，新建七闸整齐列峙于府河之上，让人耳目一新。较为丰沛的府河水量，不仅使沿岸民众得灌溉之利，也极大便利了商船往来。由此，李鸿章评价这次疏浚治理为“溉运兼资，农商交利”。

为了保证工程的治理效果能够长期延续，不被各级政府和当地商贾层层剥削，李鸿章派保定府水利同知常森桂、营务处罗庆熙负责招募闸夫，要求各闸夫按照闸门启闭章程“辰起酉闭”，不得凭空勒索。同时，禁止私自在府河建坝。时任清河道道员的陈鼐，是今江苏溧阳人，他还购买了南方常用的汲水灌溉农具——戽斗，教给当地农人使用，促进了当地农田灌溉技术的推广和提高。

这次府河治理后，李鸿章亲撰《重修府河碑记》，记述府河水系来龙去脉、疏治缘由及治理经过。也正是这次较为系统、彻底的治理，使得府河持续通畅近百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百吨左右的货船仍可在津保航线航行无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