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提倡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先哲们早就有“节用”的思想，广大人民群众也一直秉承“节俭”的优良传统。《周易》中专门有论述“节”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节”的重视。孔子把节用和爱人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荀子把节用和御欲联系起来，要求人们抑制自己的欲望，减少用度。老子《道德经》中有着深刻的“尚俭去奢”思想。“节用”是墨子思想的重要范畴，他反复强调一个国家及其上层群体必须“其用财节,其自养俭”，唯有如此，才能“民富国治”。明代政治家张居正也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这种“节用”“节俭”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影响巨大，历来为人们所推崇。节约不仅是衡量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标准的指标之一，也是中国节水理念、节水制度乃至节水技术的发端。

更为直接的是，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据《史记》记载，黄帝就曾教导百民“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管子·禁藏篇》载：“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古代先民清楚地意识到，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提出要有水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节约用水，造成水资源枯竭，将会遭到惩罚，以致国家衰亡。

完备的用水制度是节水的关键，中国历朝历代都制定有节水的法律法规。我国最早的节水灌溉法规出现在西汉时期。倪宽在管理关中六辅时“定水令以广溉田”，促进合理节约用水。南阳太守召信臣在当地兴修水利时，“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王景任庐江太守，主持恢复古灌区芍陂，“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北魏时期，刁雍在河套地区制定新的灌水制度，“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遍，谷得成实。”唐代《水部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水利法规，其在人员配备、放水时间、作物的种植、渠道的维护等方面作了规定。譬如“水遍即令闭塞”“深处量置斗门节水”，譬如“若灌溉周遍，令依旧流，不得因兹弃水”，譬如“龙首、泾堰、五门、六门、升原等堰……开闭节水”“合壁宫旧渠，深处量置斗门节水，使得平满，听百姓以次取用”等等。《水部式》实行的是均水制度，不仅对灌溉用水量及河渠造堰有着具体规定，还注重保护水资源、节约用水。这种节水制度，在白居易《钱塘湖石记》中也曾记载：“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时日，量尺寸，节限而放之。”另有资料载：“蜀引二江水溉渚县田，多少有约。”到了元朝，节水原则以渠水所能灌溉田地的上限为总数，分配到每年维修渠道的丁夫户田。按水例，“渠下可浇五县地九千余顷，每夫一名浇地一顷三十亩”。水量按渠道每日输送多少“徼”水量为计算标准，“凭验使人知某日为某村之水，某时为某家使水之期”。还有明朝的《水规》以及清代的水利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均很严格，在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原则至今还在沿用。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农业节水灌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周礼》载：“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汉代新疆吐鲁番盆地修建的坎儿井通过地下渠道引天山融雪潜流灌溉，清代新疆修建的石城子渠采用毛毡压石头的方法引水灌溉，都是农业节水灌溉的典范。此外，中国古代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技术，主要有抗旱保墒技术、育种技术等。汉代的《氾胜之书》反映了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农作理论，记载了适时耕种、因时因土耕作以及积雪保墒等各种抗旱保墒的技术措施，在北方旱地防旱保墒耕作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赵过在关中地区推广适合旱地耕作的代田法，既能防风抗倒伏，又可保墒抗旱。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旱农耕作技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总结了耕、耙、耱抗旱保墒、绿肥轮作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利用深耕提高土壤蓄水能力，再利用耙耱减少水分蒸发。元代《王桢农书》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耕作和南方水田耕作的生产实践和技术经验。除此之外，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一些地区，人们还创造出一种蓄水保墒、抗旱稳产增产的特殊覆盖免耕方式——砂田法。这一方法不仅蓄水保墒，还能提高地温，促使作物早熟。

水资源的稀缺性迫使我们要采取保护措施，并大力开展节约用水行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今天，我们坚持“节水优先”，完全可以从古代节水思想、节水制度以及节水技术中获得启示。一方面传承弘扬“节用裕民”“尚俭去奢”和“节用爱人”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的节水意识和素养，树立节约用水的科学观念。另一方面，借鉴古代依法治水、依规节水、遵法用水的传统，不断完善节水法律制度，进一步提高人们依法治水、依规节水、遵法用水的自觉性。